有声小说 > 其他小说 > 野蛮生长 > 江湖聚义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5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tt>九九藏书</tt>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用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这样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一部分办杂志。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家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法律;易小迪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易小迪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后备干部。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星期,他就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车上认识了刘军。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16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u>99lib?</u>一个人。功权先找到工作,干得还不错,在一家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去了那家公司。王启富当时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主任,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说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samp></samp>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易小迪与潘石屹有一些交道。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海南的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易小迪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家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块钱。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儿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

    我到南德牟其中那儿后,第一个跟过来的是王启富;过了一段时间他告诉我功权冒出来了。我们给功权打电话,他正好回海南办手续,一听我们找他,二话没说,顶着光头就往北京跑。后来我把他推荐给老牟。有个情节特别有意思,我告诉老牟,功权非常能干,当过法人代表,老牟说那让他把有法人代表名字的工商执照拿来吧。功权赶紧去找出来并复印了一份,老牟看了一眼,很快就重用他了。重用的标志是挪位子:北京冬天很冷,办公室坐了五六个人,新来的坐在最外面一排,最冷;功权刚开始坐在最外面,重用之后就坐里面去了,就跟“号子”里一样,挪了床铺。这种做法大概跟老牟坐牢的经验有关。

    安顿了一点儿之后,功权又开始找刘军。刘军也是性情中人,虽然还不知道来了后能不能有活儿干,但也高兴地奔北京来了。

    这样四个人都来到南德。王启富是法律室的副主任,功权是天津投资公司副总经理兼东南办主任,我是总办公室主任兼西北办主任,刘军是西北办副主任。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经常在一起讨论今后的人生,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很成熟的合作基础。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讨论过自己创业,开始想办一个万通代理事务所。名字是我起的,“代理事务”有点像“三T”公司,“万通”就是路路通,能做的就是帮人办事,出书、写文章、开会,积累一点钱然后再谋发展。虽然最终没做起来,但“万通”这个名字留在了大家心里。后来自己办公司时,一说用“万通”做商号,谁也没异议,仿佛早就有这个公司了似的。

    我从南德出走后,老牟很生气,想炒刘军,还没来得及炒呢,刘军便写了一首嘲讽老牟的诗,然后先把老牟炒了。

    1991年回到海南,易小迪的印刷厂是我们的落脚点。我们在准备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