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忙着给影印公司的人打电话，忽然同事老郑走过来，使劲拍我一把肩膀。
“桩子，楼下有人找你，好像是带善本的。”
我捂住话筒：“请他去小会议室等我吧。”
“他死活不去，那样子古古怪怪的——你赶紧去看看吧。”
我匆忙跟影印公司核对完手头的事儿，咕咚咕咚喝口水，急忙赶下楼去。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言桩，二十七岁，在魏阳市的一家文化公司上班。
而我在公司所做的工作，大概用两个词可以概括——那就是“补锅”和“背锅”。
“补锅”，就是我似乎有岗无职，反正只要哪里缺人，哪里有别人不想干的工作，主编就会把我扒拉过去替活；至于“背锅”，当然就是哪里出了问题，也会把我扒拉过去顶罪。
比如我现在负责的，就是一个毫无利润、也没分成的项目——民间善本辑录出版。
主编说了，这项目是文化局分派的任务，特别有意义，所以必须要有意思的人来做——舍言桩其谁哉？
我心里默默地想，早先部门聚餐时，你他娘的还说我是全公司最没意思的人。
不过善本辑录确实是件有意思的事，因为有政府支持，我们通过各个媒介发布广告，征集那些民间收藏的善本，挑选有价值的内容影印、留存、出版。
自从登了广告，经常会有善本收藏者来访。当然，之前我也遇到过藏着掖着的人，搞收藏的都知道，其实有些人手里的东西，来历并非那么光彩。他们大多数来，只是想探探虚实，摸摸手里东西的价值。
但今天见的这个人，仿佛过于谨慎了一些。
他穿着黑大衣，戴一顶脏兮兮的鸭舌帽，脸上蒙着厚厚的口罩，上面还有一副比黑洞还黑的墨镜。
他佝偻着腰，站在公司门口的角落里，面朝着墙壁，深深低着头，右胳膊僵直地揣进大衣口袋里。
我望了一眼天，今天确实天气不好，正是春阴加雾霾的天气。不过，他这身打扮，也过于夸张了。
“我善本辑录的编辑，刚才是您找我？”
“哦……”他直愣愣转过身来，动作像机器人一样。他看着我，但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我无法分辨出他的表情。
“咱去楼上说吧！”我对他说。
“不，”他简单直接地拒绝，然后伸出左手，指指对面的街心公园，用嘶哑黯淡的嗓音说，“去那里吧——我……不太方便见人。”
“理解。”我点点头。
他走在前面，我俩一前一后穿过马路。他走路一拐一晃，左裤管空荡荡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的左小腿可能装的是假肢。
我俩来到街心公园，他轻车熟路地穿过花丛和长廊，找到一处竹林环绕的小亭子。
看样子这条路、这个地方，他已经摸索过很多次了。
他走进亭子，直接一屁股坐在石凳上。天还有点儿冷，但他全然不在乎石凳的温度。
我只好坐在他对面，石头冰凉无比，我不禁打了个哆嗦。
他揉揉左腿的膝盖，然后从大衣口袋里慢慢掏出一个塑料口袋，他展开口袋，然后从里面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
我已经形成了职业习惯，赶紧从口袋里掏出白手套，小心翼翼戴上，拿起这本神秘的小册子。
但刚翻开册子，我就失望了。因为严格来说，这并不算善本书籍。
一般来说，善本多指乾隆之前出版或者抄录的古书，或者辛亥革命前印刷数量少、有学术价值、或者有名人题跋、批校甚至手抄的书籍。
可这几样东西，这本小册子一项也沾不上边儿。
从质量来讲，小册子是线装的，属于油纸刻印。册子既没有扉页，也没有目录，还没有印刷机构的名字。它的印工和材料极为粗糙。而且封面纸已经发黄、残损，脆弱得如同初冬河流上的冰片。
从年代上来讲，册子开头的地方其实有几句短短的序言，大意是说，在民国二十九年时，有人在库车县昭怙厘大寺发现了一些古籍，迪化考古队前去查勘，发现它们是唐朝安西都护府文书残卷。这本册子便是残卷内容的誊录版。
民国二十九年正是一九四一年，所以从时间上讲，它也够不上善本的资格。
我把册子合上，看着封面上那一竖行油墨字——《唐安西都护府古文书钩沉》。
就在这时候，我发现册子中间有页纸，纸上粘着一条橘红色隔页。
照理说，册子的材质这么脆弱，如果再贸然粘贴东西的话，很容易将纸张破坏的，所以贴上隔页纸的地方，必定是收藏者心心念念，反复的重要部分。
我看一眼神秘人，他像个木雕似的坐在那里，并没有反对我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