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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黄兴的电报后，孙中山坐立不安，在广州发动起义来的中心工作。为了准备筹划这次起义，他已经压上了太多的代价，根本容不得有半点退缩的余地。但黄兴的意见又极为重要，他不能不对举事可能面临的风险无动于衷，再加上他人在日本，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指手画脚，“远距离革命家”的指责则更见其疚，他不免心中也有反复。
但是，与头山满、内田良平等黑龙会高层商议之后，众人纷纷都劝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何况现在束手，仍免不了为当局所破坏，何如就此一搏，成仁得仁？”
孙中山以为众人的意见颇有道理，便决定按此复电，他哪里晓得在北京城的伊藤和川岛已经准备了行动计划，当等广州一起便要发动，如何能容忍同盟会打退堂鼓？所以不用孙中山出言询问，黑龙会为了保障自身利益的实现也会催促革命党速发。
孙中山的复电即到，再加上决死队的请求，黄兴下定决心，决意起事。并颇有见地地准备了行动方案:先集合数十人围攻督署，杀掉张鸣，造成当局群龙无首，然后发动新军举事，克复广州。不得不承认，这是个不错的斩首计划。
429日，李准从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属巡防三营入城，一方面加强广州城各处的防御力量，另一方面在城中与巡警一起广泛搜捕革命党。在不断加强的搜捕力度面前，陆续有几个秘密机关被破获。特别是以开假发商店为掩护地机关——中国人向无使用假发之习惯，即便西洋人有之，广州城才多少洋人，用得了这么多假发店？不少革命党对于假发业务更不精通，稍微盘问就露出马脚，只能被巡警所捕获。
虽然审讯中无法得知革命党确切的计划，但张鸣歧和李准都认定，革命党举事迫在眉睫。必须加强力量。可惜。无论他们怎么审讯。革命党机关都是单线联系，无法拔出一个，牵连一批。
这时，原先对举事持反对态度的陈炯明和胡汉民忽然改变了主意，反而赞同起黄兴的主张，要求尽快举事。原来，他们从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谓李准调来的三营巡防营中10名军官中有8热心革命，1人中立持明确反对态度的仅有1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惟新军已经在革命党的掌握之中，便连新近加入地巡防营也属可争取地力量，此时不举革命，何时再举？
陈炯明闻讯后由惊而喜。立即改变主意。向黄兴作了报告，要求原定端午节起义地时间提前至515。在众人乐观态度的感染下，黄兴亦深受鼓舞。当即决定，革命党500的“选锋”兵分4路，于午5同时发动。，军事行动由赵声统一指挥，黄兴直接负责率领敢死队进攻总督府。
但是，陈炯明也好，胡汉民也罢，他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李准麾下的10名军官，到底是不是有如此高赞同革命事实上，革命派做出的乐观估计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如果这些人果然心向革命，那为什么不在平定倪映典之乱之时附义呢？
果然是大有蹊跷。事情的根源还要从国防部裁撤旧军，编练新军地源头上去寻找。
由于巡防营概属旧军，悉数在裁撤之列，这些军官平日受惠颇多，一夕闻说要裁撤，如何能不恼、不怒、不愤？情急之下，说出“朝廷不要老子，老子便去投革命党”的话自然也可理解，但在内心深处，作为吃了几十年官府饭的老油条，哪有那么冲动，无非是发发牢骚罢了。
而张鸣歧在倪映典等率新军作乱之后也清醒过来，认为旧军固然是要裁撤的，新军也确实要编练，但旧军的人物忠诚度颇高，除了那些不中用的老兵油子不要外，其余应该一律补入新军，详加训练之后便能为己所用，至于巡警倒不如另招募他人充实。这样安排之下，旧军军官不但不用为出路范畴，反而可能有更大的晋升空间。
如此这般，这些高唱革命调的旧军官一个个拍胸脯表示效忠——否则以李准之精明和谨慎，能将定时炸弹安排在广州城么？而且，巡防营军官“军心不稳，心向革命”地假消息也是李准故意释放出来地烟幕弹，为的就是迷惑革命党——在权术方面，革命党和老官僚的差距实在太大。
那么，为什么不挑选其他日子，而选定515为举事日呢？这是因为陈炯明等人接到消息，谓海军在当日下午有船到广州进行补给，李准作为水师提督，要亲临现场迎接。由于码头距离城里距离非常远，而李本人对革命党地威胁又太过于巨大，陈炯明便认为，趁李准和张鸣歧分开之时行动最好，一来消灭了张鸣歧广州城便群龙无首，有利于行动的迅速开展；二来李准当日必然会率一部分兵马赴码头迎接，等于直接减少了城内的兵力；三来，等李准接到消息回援，城内已经易主，到时候革命党以逸待劳，不难消灭李准的残兵败将，如果李准想逃，亦不妨随他……
黄兴等人认为言之有理，再加上确实千头万绪都要准备，便一致同意15日为举事日。
按照计划，在广州的革命党“选锋”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