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体罚我，让我跪着，又命我将碎掉的贝壳重新粘好。初夏的烈日使我晕眩，膝盖的痛楚慢慢扩散，而我的手指被白色的黏胶粘住，和那只枇杷螺连在了一起。我终于昏厥过去，软软地倒在地上，释放了受刑的膝盖。
那时我十三岁，已经长得比春迟还高。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还在院子中央，手指上还粘着那枚贝壳。它像一只蓄满阳光的小钵，包藏其中的种子破土而生，粘在我的皮肤上迅速地生长。在这段失去知觉的时间里，它好像默默地与我血液交换，融会。我们长成了一棵相通的植物。我终于不再恨它。
我将贝壳粘好，缺口用碎石灰补上，再涂一层白亮的滑漆。我将贝壳放在桌上，站在那里不敢动。枇杷螺的壳顶已经修补好，打磨光滑，远远看去，很是明亮，像一座神气的小宝塔。春迟伸手摸到那只贝壳，抚弄着。
她忽然问我：“你不觉得贝壳很像人的耳廓吗？”
她用凤仙花染过的洋红色指甲，敲敲贝壳的螺脊，语气忽然变得和蔼起来。我受宠若惊，这是第一次她问询我的看法。
我点点头：“是很像。”
“你试过把贝壳放在嘴边，对着它说话吗？”
“没有。”
“你可以试试看，就像在一只耳朵跟前和它说悄悄话一样，它会回答你。”
我依照她的话，将嘴唇对准那只枇杷螺，压着声音对它说话。那贝壳皮被打磨得很薄，几近透明，声音涨在里面，激起了一个个漩涡。随后我就真的听见人的耳语，伴随海浪声，一层层追逐着的水花赶来回应我。掌心的那只贝壳就像一颗星球一般转了起来，我才知道，原来它装满了故事。我抬起头看春迟，欢喜地笑了。
春迟竟也笑了，嫣然一笑，从未有过。那笑容虽转瞬即逝，却被我永久地收藏起来。没有人可以想象那一刻我有多么感动，仿佛一生的幸福都在那一刹那倾倒在我的身上。再不可能更多，再也不会那样满足。
如果不是钟师傅，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春迟的秘密。
从小到大，钟师傅几乎是我们家唯一的客人。他像一阵微雨，在一些静谧的夜晚，悄悄潜入院落。
他的工作是帮春迟打磨贝壳，将打磨好的贝壳交给春迟，又带走一箱新的。那些贝壳，
有的里面还残存着未除净的肉体，若是不清除干净，很快就会腐烂。须用冷水先浸泡片刻，然后倒入一只硕大的铁锅中，用小火煮至沸腾；再用小刀和长针，趁热将腐肉从贝壳中取出；此后再将贝壳放在能晒到太阳的地方自然风干。这还只是最简单的处理步骤。而贝壳表面多半附生着珊瑚虫以及海藻，在漂洗时要用一把粗硬马鬃做的刷子清除，若是还有残留，就得用小钻一点点去刮。这样细致的工作需要足够的耐心和技艺，除了钟师傅，再不会有第二个人能够做。
钟师傅每月都会来，日子准确得像女人的月经。我知道他是个不寻常的工匠（若这算得上是一门技艺的话），有着锐利的目光、平薄的嘴唇、枯瘦如柴的手指。他身上充满了浓郁的咸腥味，像是刚从海里走出来。
钟师傅和春迟差不多年龄，生得眉目清秀，有些女相——很大年纪了也没有胡须和皱纹，脸面仍是很干净。他喜欢穿藏青色或墨绿色的软缎长袍，质地细腻，每个皱褶上都有花纹。我若是在街巷里看到他，一定会觉得他气宇不凡。然而在春迟面前，他却是一副低卑的模样。我听兰姨说（当然，她也只是听说），春迟的父亲先前是在朝廷里做大官的，地位之显赫出乎寻常人的想象。那时家中奴仆众多，许多人围着一个主子转，从头到脚，从晨起到黄昏。我猜钟师傅曾经是他们家的奴仆。若非如此，很难想象一个如他这般年龄的人，能有这样的耐心，不顾颜面，一味地忍耐春迟的坏脾气，为她做这样一件单调乏味的事。
钟师傅很喜欢我，虽然我们并不怎么说话。他每次看到我都很高兴。他每一次的喜悦都是那么隆重——拍拍我，用忽然变得沙哑的声音愉快地叫我：
“宵行，宵行。”
可惜的是，在那些年里我错把他对我的热情看作因为太在意春迟而爱屋及乌的表现。所以我对他始终不怎么友好。我躲开他的手，冷漠地告诉他，春迟在房间里，抑或是她已出海。对于我的冷落，他一点也不在意。有一次他还带了礼物给我，一簇曼陀罗花。
“插到瓶子里吧，就放在你的床头。说不定你会做不一样的梦。”他和蔼地对我说。
那花儿是大红色，吊钟一样，很香。我没有瓶子，就将花插在了厅堂里的一只茶杯里。结果，春迟闻到花的香气，勃然大怒。她循着香味走过去，将茶杯摔在地上。
因为这件事，我着实记恨了钟师傅好一阵子。他一定知道春迟痛恨曼陀罗花，却仍将它送给我，害我惹春迟生气。
在过了那么多年后，那句“说不定你会做不一样的梦”，我才真正听懂。